大宋王朝需要一个庞大的、且不会造反的群体作为统治工具，皇帝是没有办法一个人直接管理亿万百姓的，必须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群体作为中间管理阶层。汉、晋、唐的皇帝都是和士族共治天下，却被时时反噬；五代十国时期，皇帝选择的是军官集团，可赵匡胤的亲身经历证明，这个集团太过危险。

赵匡胤选择的是士大夫集团。所谓士大夫，是一帮靠共同的精神追求而走到一起的人，其核心价值观概括起来就是“忠、孝、仁、悌、义”。“忠”在首位，《礼记》说士必须是“怀忠信以待举，力行以待取”，要求官员们要有职业道德，对待君主一定要忠诚，也就是说，这是一个从思想基石上就忠于皇权的群体。士大夫集团精神上是团结的，但在血缘纽带上又是松散的，这就很难联合起来形成一股能威胁到皇权的力量。

怎么能够长期控制住这个有知识、有理想、有操守的庞大群体呢，心理学大师赵匡胤用了三个逻辑，彻底拿捏：

这第一个是“关于恩义”的人性逻辑。赵匡胤在太庙的誓碑，等于把一份施恩的合同公之于众。

不要担心士大夫不知道这个碑文内容，一块黄布盖一下而已，在整个大宋已经是公开的秘密，宰相吕大防、蔡确赞誉过，陆游记载过，大臣曹勋称颂过，宋哲宗、宋孝宗都亲口谈及过。这份合同意思很明白，我和我的后代们将向所有士大夫施恩，将和士大夫共治天下；又因为是刻在石头上的，所以合同长期有效。

从此，士大夫集团就背上了知恩必求报的良心债。如果说“忠君”是上流社会的道义追求，那么最简单的“恩义感”就是人民群众的普适价值观，是人类的道德底线。如果哪个士大夫敢于背叛皇帝，那就是背叛整个士大夫集团，甚至将被全体人民所不齿。

更巧妙的是，因为这个誓碑在名义上又是秘密的，士大夫们就没有办法拿这个誓言去找皇帝兑现承诺，进而捆住皇帝的手脚。你要是敢大庭广众之下拿个“莫须有”的东西去要挟皇帝，那你就是窥探皇家隐私，欺君罔上、罪加一等——这就是赵匡胤的第二个“无法兑付”的实证逻辑。

宋代的皇帝们都读懂了赵匡胤的意图：“对于士大夫不是不杀，而是不轻易杀”。终宋一朝，皇帝们都很好地践行了这个理念，范仲淹对此曾经隐晦地描述过：“祖宗以来，未尝轻杀臣下”。

赵匡胤以后的皇帝们，除了宋仁宗性格仁厚，杀的官员较少以外，其他的皇帝也没少杀官员；但是翻遍宋史，士大夫们从来没有因此表达过怨念、攻击过朝堂。

这是因为心理学大师赵匡胤先生在里面藏了第三个“白马非马”的诡辩逻辑：“我是不杀士大夫。但是你只要贪腐了、只要威胁到皇权统治了，你就不忠不义，你就违背了士大夫的精神，那你就不再是士大夫了；既然我杀的只是一个当官的，又不是士大夫，士大夫集团就没有叫板的理由”。

赵匡胤的谋略是成功的，不像明初胡惟庸谋反、明末士大夫集体抛弃了崇祯皇帝那样，整个宋朝三百年，都没有发生过士大夫造反或者悖逆的事情。

也正是有赵匡胤的“不得杀士大夫”的誓碑遗训，才能有陆游等名臣发出“九疑联翩湘水秋，忠诚内激涕自流”的肺腑之言，宋亡之时才能有如此多像文天祥一样的士大夫为国殉节。

最后的第三条“不杀上书言事者”，为的是给后代帝王权力加以制约，防止出现暴君昏君。

赵匡胤明白，没有任何约束的至上权力将会无限放大人性的恶。如果出现一个无人压制的荒淫无道的皇帝，会直接把王朝拖入深渊，前朝无数先例证明了这一点。

他希望，即使后代里有一个昏庸无道的皇帝，即使朝廷再怎么乌烟瘴气，也不管时局多么艰难，都要有直臣诤臣，都要有士大夫们敢于直言相谏，敢于提醒皇帝什么事该做、什么事不该做。

宋朝的士大夫们基本上达到了赵匡胤的要求，面对皇帝的缺点错误毫不避讳；因为时时被人盯着，宋朝的皇帝们也因此不是特别舒心。但正因为此，宋朝才没有一位暴君。

整个宋朝，只有宋徽宗受不了士大夫的监督，非要学人家唐朝玩什么宦官制衡朝政，当时着名的“六贼”中就有三人是宦官。然后宋徽宗玩砸了，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和自己悲惨的遭遇。

今天我们重访开封太庙遗址，会在誓碑的遗址中隐隐发现那奇异的双色釉：向阳面是"仁政"的天青色，背阴面是"权谋"的钧窑紫。这种矛盾的光泽，正是中华政治文明的特质——既崇尚"刑不上大夫"的典雅，又深谙"无毒不丈夫"的震慑。赵匡胤的智慧不在于制造完美瓷器，而在于让每个掌权者都成为瓷器修复师，在永恒的裂缝中寻找平衡之道。

——按照赵匡胤的心中蓝图，整个国家基本框架已经搭建完成。下一步，这位从马背上夺天下的雄主，就要饮马长江、挥戈南下，以雷霆之势扫平割据，再续汉唐雄风！

铁骑如潮，战旗猎猎，大宋的兵锋所指，便是山河一统的归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