酒局多、应酬多，边喝酒边谈事的交际习惯，似乎成了我们传习千年的文化基因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来源于交流，最深层次的交流是共情和共感，而喝酒有助于迅速进入这种深层次的交流。

经过与一位神经外科专家一起喝酒时候的深入咨询，结论如下：喝酒能让你眩晕，大脑负责理性思考的高级部分会最先进入麻痹，这时候大脑负责感性思维的原始部分还相对保持活跃，于是乎大家一起进入了感性状态的狂欢。

在这样的氛围中，有些表达感谢感恩的、感慨涕零的、肉麻到平时说不出口的话，此时此刻却显得无比自然，那么共同感性所达成的勾肩搭背甚至生死与共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这么看来吧，平时敬酒时常说的“我干了，领导您随意”，潜台词是“我愿意为了领导放弃理智，快看我多忠心”；碰杯时说的“炸个雷子，咱俩都干了这一大壶”，潜台词是“兄弟我愿和你坦诚相见，一起加速感性起来”。

赵匡胤再无顾忌，对禁军军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。首先是“分权”。赵匡胤改军制，核心一个字，“拆”。

一是拆关系。赵匡胤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，以三年为期，让各禁军部队轮流换防，但将领不随之调动。这种被称为“兵无常帅，帅无常师”的更戍法，彻底断掉了士兵对将领的长期依附关系。

同时把禁军“二司”拆成“三衙”。此前，禁军分为侍卫司和殿前司“二司”，赵匡胤进行了进一步拆分，将禁军重新划分成殿前司、侍卫马军司、侍卫步军司“三衙”，三衙各管各的，互不统属，谁也管不了整个禁军。

二是拆兵权，将掌兵权、调兵权、统兵权的三权分离。

掌兵权由禁军“三衙”负责，包括练军、卫戍，日常的升迁赏罚等。平时不打仗的时候，只要不离开营区，禁军都归属于“三衙”管理；如遇战事，只要部队离开了营区，“三衙”就立即失去了军队管理权。

调兵权归枢密院。枢密院是朝廷最高军事机构，掌管军队征发、兵员调动、人员管控，以及兵符颁发。没有调兵的兵符，任何将领没有权力调拨军队。

统兵权则归“率臣”。开战之后，赵匡胤不愿用“三衙”日常带兵的将领，而是临时另选武将作为主帅，称为“率臣”。打完仗之后，部队由“三衙”将领领回原驻地；率臣也回他自己以前驻地，与打仗时临时带领的军队再无关系。

自此，驻守京都的禁军几乎再无人有实力谋反。紧接着，赵匡胤又快速削除了地方藩镇军权，在地方也施行了“三权分离”和更戍法，而此时各地藩镇已经无反抗之力，只能乖乖就范。自此，天下再无可造反之兵，自汉朝以来武将造反割据的毒瘤就此切除。

明朝也沿袭了差不多的分拆军权的制度，都督府负责练兵，兵部负责调兵；军队平时屯戍卫、所，战时大将领兵出战，战罢兵归卫、所，也是为了避免给大将留下拥兵自重的机会。

很多史学家评论，就是因为赵匡胤分拆军权和更戍法，让军队战斗力快速下降，华夏民族才就此结束了汉唐以来的对外进取姿态，转而进入了封闭自守的宋明时代，中国再也没有了更为辽阔的版图。

但其实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，你要是想强兵强军，那就不能分拆军权，还就得把管打仗的统兵权和管晋升的掌军权合并，让士兵的个人命运和打仗军功直接关联，只有这样，打仗的时候士兵才能用命；也就不能用更戍法，就得让将领长期掌兵，只有这样，士兵才能真正听命于将领去好好训练，军队才能有战斗力。

但如此一来，军队必然要交给个人掌控，时间一长就难免会出现骄兵悍将，汉末、晋末、唐末、五代十国就都连续出现了将领的权大欺君。南宋时期为了抗击金军，暂时把军队交给了将领统领，立即就爆发了“苗刘兵变”。

而你要是想抑制武将，就必须分拆军权，甚至实行更戍法，那么部队战斗力就会一步步变差。这是人性决定的，练军的时候将领三年就走了，打仗的时候率臣又管不了职位晋升、荣华富贵，无法形成有效约束的军队就只能养出一批兵油子兵混子。

赵匡胤活着的时候，禁军老底子还在，他经常御驾亲征，经常亲自解决这些问题，所以部队战斗力问题还不明显；赵匡胤一死，宋军战斗力就开始慢慢拉胯。

纵观三千年军事史，强军之路永远在集权与分权的钢丝上摇摆。汉尼拔的坎尼会战证明，独裁军权能创造战争艺术巅峰；但凯撒渡过卢比孔河的时刻，也预示这种模式的毁灭性反噬。赵匡胤的伟大与局限在于，他试图用制度封印这种悖论，却不知自己正重演普罗米修斯盗火的命运——既带来文明的火种，也释放出失控的烈焰。

神策军废墟上的蟋蟀仍在鸣叫，它们不懂为何人类总在"防止作乱"与"渴望强军"之间轮回。